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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0章 天性凉薄可堪叹,殊途同归实感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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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本身非常简单。

谋反之说,肯定是子虚乌有,但出言不逊,也是板上钉钉。

但是,杨坚并没有追究,他只是赐给他们一杯酒,压压惊,再叙叙旧情,君臣相对,一饮而尽。

似乎一切和平常一样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,杨坚并不准备就此了事。

不久之后,有一个胡僧,再一次将王谊和元谐私下的话,检举告发,直达杨坚。

对于朝廷重臣,一而再,再而三地告密,背后显然得到了杨坚一朝权力核心层,或明或暗的支持。

在中国历史上,皇帝为了维持统治,采用密探和告密方式,是一种通行的驭下之术。

他们对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,让臣子们人人自危,互相监视,互相防备,失去结成一块,共进共退的氛围。

各自为战之下,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,都需要巴结和依仗最顶层那个唯一的皇帝,皇帝再进行平衡,从而维持王朝的稳定。

胡僧的告密是致命的。

因为,他爆的料,直击杨坚最虚弱的内心深处,是关于他篡位,关于他的薄情,关于其私德等大逆不道的言论。

这虽然不是谋反,但却是杨坚最不想被人知道的黑历史。

他们和胡僧交结时,妄称自己是明王,有天下之望,这一点,也戳中了杨坚最软弱的缺陷。

杨坚一生坚信符瑞之说,于天道感应等近于盲目迷信。

天命是否真的归于自身,是他最大的逆鳞。

他登上皇位,是人为。

他是被一群佞臣强推上位的,虽然他有天下之名,或许在私心之中,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天命所选中的那一个。

但是,杨坚又非常信奉天命,那就存在一个悖论,也许那个真正的天命所选之人,就在自己朝廷之中。

任何时候,任何人都不可以触犯他的这个逆鳞。

于是,王谊被定了一个罪,以下犯上,大逆不道。

这是不赦之罪。

杨坚展现出冷酷的一面,也展现出他性格之中,古板刻薄,严于律己,同时也严于律人的一面。

以律己之心律人。

杨坚对于法律和秩序,有一种狂热的信仰和彻底的执行力。

他认为规则就是规则,需要绝对信奉和遵守。

除非影响到自己和帝国的权威,他才用皇权去凌驾于法律和规则之上,另外去解释法律的严正。

当年,他的第三子秦王杨俊任职并州总管时,盛治宫室,穷奢极欲,无法无天。

他被杨坚认定为“奢纵”而免官。

武卫将军刘昇认为他们父子连心,杨坚不过是故作姿态,便想在政治上投机取巧,顺势拍了个马屁。

他对杨坚进谏道:“秦王(杨俊)非有他过,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。臣谓可容。”

意思是天下之物,还不都是你杨家之物,用天下之物,营造几间杨家的宫阙,这并不是什么大的罪过。

按常理而言,杨坚完全可以就坡下驴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但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。

杨坚冷漠地回答:“法不可违。”

刘昇以世俗的父子之情考量杨坚内心的信仰,认为杨坚不过是故作姿态,杨坚越是推辞,他更加坚定,多次重复进谏,想让杨坚赦免杨俊的罪过。

杨坚大怒,他要翻脸了。

刘昇不得已,才停止为杨俊开脱。

这件事情,并没有完结。

因为杨俊此案,确实处于一种可处理,可不处理的状态。

当朝大臣,权倾朝野的杨素,也站出来求情道:“秦王之过,不应至此,愿陛下详之。”

杨坚这才说出了,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

他说道:“我是五儿之父,若如公意,何不别制天子儿律?以周公之为人,尚诛管蔡,我诚不及周公远矣,安能亏法乎?

杨坚到最后,也没有赦免杨俊。

杨俊免官事件,体现了杨坚冷酷而坚定的以法治国之心,即使亲如父子之爱,都可让位于国家的规章制度。

杨坚并不是一个好的父亲。

他是一个既薄情,又讲规矩的天生的政治家。

杨俊受罚也透露出他对几个亲生儿子的严苛。

这种一意孤行,完全以己为中心的风格,十几年后,会引发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,从而改变帝国的走向。

杨坚对于法律和规则的严苛遵守,于此可见一斑。

王谊一直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。

他本来就是需要被清除的对象,遵纪守法尚且担忧不能善终,更何况现在犯了大逆不道之罪?

在众多公卿上奏王谊当死的呼声中,杨坚装模作样,对着王谊满怀怆然地说:“朕与公旧为同学,甚相怜愍,将奈国法何?”

杨坚的心中松了一口气,王谊自己找死,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一个最大的潜在对手。

杨坚光明正大地下了一道诏书,数落王谊的罪恶,“又说其身是明王,信用左道,所在诖误,自言相表当王不疑。此而赦之,将或为乱,禁暴除恶,宜伏国刑。”

但在最后,杨坚给予他的同学王谊一个体面的告别方式,他派大理正赵绰,传话给王谊说:“时命如此,将若之何!”

这说明在最后一刻,杨坚依然想告诉王谊,自己才是天命所在,是上天选定的唯一,不是经营所得。

而你,就认命吧。

王谊,四十六岁,被杨坚赐死于家。

在这次“牢骚谋反事件”中,杨坚的另一个同学元谐,也犯有和王谊同等罪过,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,他并没有被治罪,而是被认定为无罪。

但从此之后,元谐也远离朝庭中枢,恩礼虽有,却不掌实权,成为被边缘化的人。

同一事件,二种不同的结果,这可以解释为杨坚当时还不想对元谐动手。

可能杨坚认为,如果自己同时诛杀二个同学和重臣,会在历史之上留下薄情的骂名,而这并不是杨坚心之所往。

更大的可能是当时突厥未清,江南未平,杨坚还需要保留一些元老级的军界人物,去稳定军心民意。

但免死狐悲,鸟尽弓藏是自然之理,当突厥臣服,一统天下之后,河宴海清,隋朝的国力,已达巅峰。

杨坚大宴群臣,元谐在宴会之上,乘着酒兴再一次拍了拍杨坚的马屁。

他向杨坚说道:“陛下威德远被,臣请突厥可汗为候正(探子),陈叔宝为令史。”

杨坚并不领情,他直接驳斥了元谐的进奏,“朕平陈国,以伐罪吊人,非欲夸诞以取威天下。公之所奏,殊非朕心。突厥不知山川,何能警候!叔宝昏醉,宁堪驱使!”

元谐所奏,本来就不是实意求允,不过是适逢其会,以酒助兴而已,但杨坚当众驳回,完全没有一点故旧之情。

可见自己在杨坚心中,已是边缘之外的最边缘群体了。

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,元谐长于政道,熟谙人心,他心下默然,知趣退下。

果然,元谐很快迎来他的宿命。

他被卷入一宗谋反案,非常吊诡的是,可以说是复制了王谊一样的罪名,因为他也犯了大逆之罪。

他曾私下对人说:“我是主人,殿上者(杨坚)贼也。”

他还令术士望气,想看看天命所归,吉凶祸福。

术士不过是半吊子水平,不过,察言观色的本事当然是有的,他心知肚明,元谐想要听什么内容的话。

拿人钱财,为人办事。

也可能纯粹是,为了过过口瘾,以发泄对杨坚的不满,术士口无遮拦地说道:“彼云(杨坚)似蹲狗走鹿,不如我辈有福德云.”

这种颇似泼妇骂街,纯粹图一时之快的话语,明白无误地记载在二十四史之《隋书》上,也成为元谐被定罪的根据。

杨坚大怒。

元谐曾经对杨坚说过,“臣一心事主,不曲取人意。”

当时,杨坚内心也曾经设想过和元谐的未来,他简单明确地肯定了元谐的表态,“宜终此言。”

但元谐终于没有撑到善始善终的那一天。

元谐其人被杀,其家被诛,其财被抄。

元谐之死,标志着杨坚已经彻底完成了,对于原北周军政二界遗老的清洗。

他现在拥有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一个以他为中心,集权的政府,他可以毫无顾忌和阻力,大力地推广他重开天地的各项政策和制度。

他显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

杨隋一朝,很多的典章制度,都足为万世之法。

隋朝虽然二代而亡,但杨坚却足以称为历代帝王之中的伟人。

以至于在盛世唐朝之际,唐太宗李世民依然亲自,找出杨坚一朝高颎的传记,还有杨坚本人的事迹来阅读,以寄托自己思古之幽情。

当然,杨隋一朝,青史留名的远不止高颎一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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